2019新疆輔警工資待遇標準及改革最新消息(二)

工資福利待遇有保障了

協警趙振峰是一名退伍士官，在部隊服役了17年，2012年被招聘到縣公安局，在城關派出所3中隊當合同制協警。他很自豪地說：“今年每月銀行工資卡里能收到3200元，比縣上行政單位公務員工資也就少拿四五百元，工資福利待遇有保障了，養家糊口夠用了，我會珍惜這份工作好好干。”

按照該縣“合同制管理”辦法規定，協警的工資待遇實行用人單位崗位經費預算的辦法，由縣人社部門每年按上年度商洛市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核定崗位經費(其中包含社會保險費)，財政部門依據核定標準直接撥付到個人工資卡中，并按年度繳納養老、醫療、失業保險金直到法定退休年齡。其中，工齡工資每年增加20元，加班費、人身意外傷害保險與正式民警一視同仁，并落實工會會員、年體檢、年休假等項制度。

據了解，該局協警實際工資已經達到丹鳳縣干部職工平均工資的中等偏下水平，在商洛市各縣(區)協警工資待遇中處于領先水平。工資福利待遇有了保障，徹底解決了協警的后顧之憂，消除了協警“臨時工”的心理，增強了協警的歸屬感，減少了協警的流動性，保障了協警隊伍的穩定性。

成了治安防笵主力軍

提到警力不足話題，局長李志學感觸最深。四年前，他剛擔任局長，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就交辦下來13起信訪積案，主要涉及因修建高速公路、拆遷等引發的矛盾糾紛，這些積案因缺失證據，時間拖得太久，很難處理。

李志學說，由于警力少，民警出警往往控制不住現場，一些家族勢力仗著人多，圍攻辦案民警起哄鬧事，造成民警工作壓力大，打擊力度不夠。那幾年，打架斗毆、偷盜行為比較多，發案率高，上訪率高，丹鳳成了有名的上訪大縣。現在，把警力配足后，能確保24小時接警處警，實行的是兩班倒，一旦有警情，可以馬上出警，現場拍照取證，回來后有充足時間完善案卷材料，能調解的及時調解，調解不成的依法進行處罰。這樣，從源頭上減少了信訪案件的發生。過去的信訪大縣，現在變成了省上表彰的化解矛盾糾紛信訪工作先進縣，該局信訪工作連續三年全市第一。去年，丹鳳縣公安局還被省公安廳評為全省公安機關執法示范單位。

按照公安編制，鎮級派出所至少配備20名正式民警。可是，丹鳳縣公安局城關派出所所長白引宏告訴記者，全所現有警力29人，其中協警就有20人。而在巡特警大隊協警所占比例更大，在現有47名警力中，協警達42人，正式民警只有5人。近年來，這支協警隊伍在日常社會治安、防控、巡邏、交通指揮及配合緝毒、辦案等工作中，日益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在2013、2015年度目標責任考核中，該局優秀民警評選中協警所占比例分別為51%、53%。其中，巡特警大隊協警姚立明、趙肖通過幾年的教育培訓，已成為該局警務實戰技能教官。

今年“兩會”，一些全國政協委員提案發聲：在推動協警輔人員管理制度改革中，要進一步明確協輔警人員的法律地位和崗位職責，完善職業保障，增強協輔警人員的職業榮譽感和歸屬感，減少隊伍流動率，提高待遇，保障隊伍穩定性，提升協輔警隊伍的地位和社會公眾形象。從這個意義上講，丹鳳縣公安局大膽改革，厚愛協警的做法具有試水意義。

警力配置問題，基層一線單位建制規范問題，警力不足，機構名稱不統一，民警的職級待遇問題，經費保障問題，各自為戰……談及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公安局長們作為改革的親歷者和實踐者，可是有一肚子的話要說。

在第13期首任地市公安局長培訓班情景模擬課結構化研討中，公安局長們開門見山、直奔主題：當前全面深化公安改革面臨深層次、瓶頸問題，機構設置與編制標準問題是關鍵，也是全面改革的基礎和前提。

頂層設計不規范、不完善;機構設置不統一，名稱、規格不一致，應加強頂層權威設計，強化政策剛性機制

頂層設計不足，機構規格、設置不統一，全國各地五花八門……幾乎每一位參加討論的學員都首當其沖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現在基層的名稱都統一不了，有的地方還沒有實行隊建制，事實證明，上面沒有剛性規定是不行的。”黑龍江墾區公安局局長徐連斌說。

“規范機構設置，比如綜合類，象辦公室等，勤務類……都要明確規范起來。”內蒙古呼倫貝爾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王樹泉告訴記者。

海南省三亞市副市長、公安局長李向明認為，公安改革要防止出現碎片化，要加強頂層設計，體現權威性和統一性;機構設置上要防止分工越來越細，警種林立，看似職能清晰，但真正運轉并不通暢，特別是區、縣一級，下一步要根據職能任務進行合理劃分。

“改革上述種種問題，就要樹立全國一盤棋思想，充分體現警察不同于其他政府機構的特色，加強頂層權威設計，在全國統一機構名稱、職級、機構規格。同時，強化政策剛性機制，避免出現‘有條件’之類的模棱兩可的話。”研討會上，學員們一致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對策。”

　　協警工資待遇標準

部門警力編制不統一，警力配置上政出多門

據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管理學院副院長魏永忠教授介紹，現在公安部刑警、技偵、網安等20多個業務局都下發文件，要求各自警力要達到專門的比例，這種警力配置上的政出多門往往讓基層無所適從。

“造成問題的成因是多元化的，包括社會、政府以及公安機關一些自身的原因。”魏永忠直言。

關于編制標準的問題，一年多來，公安部已多次向中央編辦提交了意見說明，中編辦以本屆政府不增員為由，均予以否定。中央編辦這樣的底線思維，編制標準何時才能出臺?北京市公安局現有的1000余名網警，都是內部洗牌洗出來的，就是說由原來的編制騰出來的。

如今，改革到了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時刻，中編辦還在搞形式主義一刀切，思想保守，還拿原來的條條框框衡量問題。

“改革就是要突破舊的模式，公安機關當前面臨嚴峻的犯罪形勢，特別是昆明“3•01”事件發生以來，公安民警工作面臨更多的挑戰，如果還拿以前的辦法肯定是行不通的，也與改革的精神嚴重背離。”廣西玉林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李莊浩深有同感，“山東省公安廳率先成立了食品藥品與環境犯罪偵查總隊，部里要求都要建立專門的打擊隊伍，可是方案報到編辦，編辦就是不同意，我們也沒辦法。”

改革理念沒有深入，人員編制沒有按照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設定，建議中央編和地方編雙軌并行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多年來，人員編制標準，并沒有按照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給各警種、各科、所、隊的發展留有余地，一些地方警力不增反降，導致一線民警工作壓力越來越大，甚至引發民警離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