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精神學習體會2000字范文

要目：

1.加大實現經濟增長5%預期目標財稅政策支持力度

2.堅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運用好財政政策的空間

3.積極謀劃支持高質量發展的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

政府工作報告將2024年年度增長目標設置為5%左右，與去年一致。這一目標的提出，綜合考慮了國內外形勢和各方面因素，考慮了經濟增長潛力和支撐條件，兼顧了需要和可能，體現了積極進取、奮發有為的要求。為促進預期目標的實現，我們必須提高財稅改革的自覺性、主動性，瞄準問題，找準方向，著力解決制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大體制機制問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奠定堅實基礎。

一、加大實現經濟增長5%預期目標財稅政策支持力度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2020年增長率下降到2.3%，2021年經濟恢復增長到8.1%，2022年增長率為3.0%，2023年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是恢復與穩住，在三年疫情沖擊后開始修復和恢復增長，同時，穩住了國內外各種不利因素的沖擊，實現了5.2%增長，增速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但這一成績畢竟是在2022年低基數的基礎上取得，較之去年，今年提出5%的預期目標更具有挑戰性。正如李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所指出的，“實現今年預期目標并非易事，需要政策聚焦發力、工作加倍努力、各方面齊心協力。”

（一）加大對高質量發展的財稅政策支持。為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政府工作報告要求著力推進高質量發展，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將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加快新型產業、未來產業、數字經濟創新發展，作為了2024年的首要工作任務。當前，新質生產力正成為中國全力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引擎，必將促進社會生產力實現新的躍升。為此，財政部門將進一步強化重點領域投入保障，不斷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1.要加大產業科技創新支持力度。加強制造業領域重點研發計劃、重大專項等保障，支持企業更多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落實好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科技成果轉化稅收減免、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等優惠政策，激勵企業加大創新投入、成為創新主體。

2.要支持提升企業競爭力。落實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財政支持政策，帶動更多企業專注細分市場、走專精特新之路。深入實施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城市試點。推進國資國企改革，優化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結構，支持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更好發揮在重要產業鏈中的龍頭中樞作用。

（二）謹慎出臺收縮性抑制性舉措。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的 “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 政策總基調。同時，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謹慎出臺收縮性抑制性舉措，清理和廢止有悖于高質量發展的政策規定。此規定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在這方面我們是有深刻教訓的，如房地產三大紅線的實施即是一例。

2020年8月，央行、銀保監會等機構針對房地產企業提出的所謂房地產三大紅線，即：（1）剔除預收賬款的資產負債率（總負債-預收款）/（總資產-預收款）不得大于70%；（2）凈負債率（有息負債-現金）/ 合并權益不得大于100%；（3）現金短債比（貨幣資金/短期及到期有息債務）不得小于1倍。根據“三道紅線”的觸線情況，將房企分為“紅（觸碰三條紅線）、橙（觸碰兩條紅線）、黃（觸碰一條紅線）、綠（未觸碰紅線）”四擋，不同檔位的房企分別執行不得新增有息負債和負債年增速不得超過5%、10%、15%等不同的借債標準。由于對房地產斷崖式下降的影響估計不足， “三條紅線”實施后，房地產業遭遇非常嚴重的危機。

為什么老百姓不買房了，和疫情、和有錢沒錢沒有太大關系，有關系的是，房企一斷流，流動性沒了。房地產制造資產，有了資產可以拿去抵押、借錢。反之，如果房地產信貸收縮，整個社會的信貸也會跟著收縮。老百姓是理性的，當企業流動性不行，可能要倒掉，買期房可能爛尾，老百姓看到了供給側的風險，所以購房意愿大大下降，這給經濟復蘇增加了難度。在學者和企業家的不斷呼吁下，雖然房地產政策做出一些調整，但能在多大程度上恢復并重建投資者信心，仍然是個未知數。所以，今后應盡量避免類似“三條紅線”的政策再次出現在任何一個行業。

二、堅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運用好財政政策的空間

當前貨幣政策能起到的作用比較小，因為貨幣政策傳導存在不暢通，同時當企業們擔心需求不足，即使資金成本再低，企業加大投資的意愿也比較低。這時候，要綜合考慮發展需要和財政可持續，用好財政政策空間，優化政策工具組合，使財政政策更加積極。

（一）赤字的設定兼顧了發展需要和財政可持續性。此次政府工作報告將赤字率設定在3%，與去年持平，大幅低于納入去年四季度萬億增發國債之后的3.8%，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模增加1.1萬億元，地方政府專項債（3.9萬億元）較去年只增加1000億元，一些聲音據此認為財政政策的力度并不大。但綜合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的安排來看，2024年財政政策的力度實質上留有空間。

首先，盡管赤字率維持3%不變，但綜合考慮專項債、特別國債、其他調入資金等擴大財政支出的工具，廣義財政支出力度明顯加大。3%的赤字率對應的赤字規模是40600億元，加上調入資金和使用結轉結余資金（包括去年四季度1萬億元增發國債尚未使用的5000億元）、今年增發的1萬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再加上3.9萬億元的地方政府專項債，我們測算的實際赤字率約為8.2%，高于去年的7.6%，廣義的財政支出力度并不低，僅次于2020年的10.9%。

同時，為提振國內需求，國務院近期將部署實施大規模的設備更新和汽車、家電等消費品以舊換新，這都需要財政加大補貼支出。所以，加總算賬，財政政策的力度不可謂不大。

（二）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釋放了財政政策更加積極的信號。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從今年開始擬連續幾年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專項用于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今年先發行1萬億元，留有增發敞口。在多種政策工具中，超長期特別國債的加入，格外引人注目。由于其發行的年限較長，既減緩了中短期還款的壓力，又拉長了資金發揮作用的周期，這將有助于提振市場信心和預期，釋放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將更好支持經濟發展的信號。

（三）赤字增加并非必然帶來債臺高筑。有人擔心赤字太多，會不會造成債務太高，這些在當前階段是無需擔心的。因為提高舉債規模是短期的，面對當前產出缺口較大的現狀，需要加大財政刺激力度，當前多舉些債、增加赤字不應該有問題。根據預算草案報告提供的最新數據，2023年末，我國國債余額為30.03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40.74萬億元，均控制在全國人大批準的債務限額以內。考慮到2023年我國GDP規模約為126.06萬億元，2023年中央政府負債率（中央政府債務余額/GDP）為23.8%，政府法定負債率（政府債務余額/GDP)為56%，低于國際通行的60%警戒線，其實，目前大部分發達國家的這一比值都遠超60%，日本達到300%左右，美國在120%，歐洲遠遠高于60%。

三、積極謀劃支持高質量發展的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

今年是我國實施分稅制改革30周年。政府工作報告將“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列入了年度工作任務。分稅制的核心內容有三項，一是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二是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三是轉移支付制度。但是，由于客觀條件制約，1994年分稅制最重要也是最難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基本沒有觸及。隨著中央政府權威的加強，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中央政府逐漸對政府間財政關系做出了一系列調整。在稅權劃分上，2002年將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由地方稅變成共享稅，2012年開始實行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直至取消營業稅，同時調整增值稅分享比，這樣，分稅制一定意義上變成了“分成制”。并且，中央政府為推動改革，在土地等問題上向地方做出讓步，這使得分稅制改革具有濃重的過渡色彩。

隨著時間的推移，分稅制對地方政府職能行使和經濟增長方式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影響。站在新的起點上，面對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在“深化重點領域改革”中，財稅體制改革仍要先行。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不僅要考慮財稅本身，更要圍繞“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定位要求，守正創新，錨定切入點，加快建立與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財稅體制。

（一）要加快地方財政的轉型。目前，地方政府承擔了保民生、保運轉、穩增長等多項任務，幾近于無限責任，致使地方政府對于保障民生和政府運轉捉襟見肘，所以，當地方政府需要通過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穩增長、提供公共品時，就不得不舉債擴張。在當前形勢下，地方政府到底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

在一個健康的社會里，凡是個體能做的事情，社會就不要做；凡是社會能做的事情，地方政府就不要做；凡是地方政府能做的事情，中央政府就不要做。只有在這樣的制度和文化的環境中，各種積極要素才能得到充分調動，人們的創業創新熱情才能競相迸發，社會財富創造源泉才能紛紛涌現。這樣，既可減輕財政負擔，也能更多地培植財源，從而不斷壯大財政實力。

實踐證明，什么都有政府來兜底，既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益，也給政府背上了沉重包袱，有時還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尤其在競爭性領域，政府應選擇性退出，不然，勢必形成產業的同質化，盡管這種行政推進的方式高效快捷，能迅即形成轟動效應，但難以持久發揮作用，相反，會造成資財的嚴重浪費和形式主義的抬頭。這方面的教訓太深刻了，看看那些由盛而衰的種種名目的“小鎮”、“工程”，大家自會明白。更何況，任何形式的融資，最終是要償還的，天上不會掉餡餅，長期負債運作終將難以為繼。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誠然，由于經濟發展中存在著不確定性，人們對市場的預期也并不完全理性，一些未預期到的沖擊有可能干擾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干預就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就壓縮個人選擇創業、創新的自由和空間。要在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基礎上，更多采取貸款貼息、風險補償、PPP等新型支持方式，“四兩撥千斤”帶動社會資本投入經濟建設“主戰場”，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并通過“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超然姿態，實現地方財政的順利轉型。

（二）以受益性原則為導向建設地方稅體系。所謂稅收的受益性原則，是將納稅人從政府公共支出中所獲得的利益大小作為稅收負擔分配的標準。其理論依據是政府之所以能向納稅人課稅是因為納稅人從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中獲得了利益，受益不同則負擔不同的稅收。即地方政府收入應與好的公共服務掛鉤，試想一下，如果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越好，獲得的稅收就越多，那么，地方政府一定有動力轉變職能，去盡可能地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務。

近年來，我們強調“人民至上”，要想讓地方政府將這一要求真正落到處，最有效的方式是，將居民的偏好反映在地方政府官員的效用函數里。如果GDP增長能給官員帶來更多效用，那么官員的行為反映的更多是企業家的偏好，政企的互動關系就會深入，其行為后果可能是在帶來GDP增長的同時，出現政企合謀、環境破壞、地方債擴張等；如果提高公共服務質量能夠給官員帶來更多效用，那么官員的行為反映的自然是居民的偏好，政府與居民的互動關系就會深入，進而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和社會治理水平的提高。要實現這一轉變，就需要對地方稅進行合理設置。

以2008年震動全國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為例，如果地方的主要稅收來自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地方政府就會極力保護這個企業，因為三鹿公司是納稅大戶。但假設地方稅收主要來源于一般性消費稅，即所有進入超市的商品，都需要按固定比例納稅，各市場主體在依法經營的環境下，地方政府就沒有必要去刻意去保護企業。因為三鹿倒下去，大家還可以選擇其他品牌的奶粉繼續消費，而當地的稅收也不會受到影響。并且，地方政府不但不會偏袒企業，反而會主動查處問題企業。因為地方政府不這樣做，當地的消費環境就會惡化，居民就可能跑到周邊城市去消費，這樣，與消費緊密相聯的稅收也就隨之流走了。

所以，按照受益性原則劃分稅種，那么地方政府的治理觀念就會發生轉變，因為只有保護好消費環境才能給地方政府帶來更高的稅收，同時，也增加了居民的福利。所以，央地財權的劃分應該注重地方政府的“受益性”：把維護統一市場、利于宏觀調控的稅種劃歸中央；把能引導地方政府轉變職能、提供公共服務的稅種劃歸地方。

（三）進一步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分稅制在集中了地方的財力之后，地方政府出現了較大的收支缺口，就要靠中央對地方通過轉移支付進行彌補。當前，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規模過大，且每年都在快速增加，趨勢難以持續。

其實，轉移支付不是簡單的中央給地方資金，更重要的應該確定一套能夠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轉移支付體制。一般地講，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過多，容易滋生地方“等、靠、要”等問題，不利于地方積極性的發揮。地方所獲得的轉移支付不足，同樣不利于地方。更何況，專項轉移支付指定了特定用途，不但形不成地方財力，甚至因配套資金還增加了地方負擔。而一般轉移支付，多由各業務主管部門掌控，并按照各自業務獨立運作，從而成了變相的專項轉移支付，同樣形不成地方財力。

所以，在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中，應探索一般性轉移支付的使用方式，如上級政府只規定資金用途的大致方向，但具體的支出細節不做規定。這種方式既可以符合上級政府的指令，又可以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中央財政加大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力度”，其意義恐怕也在于此。